不过，这一改革思路目前并没有写入土地管理法，看来只能通过制定专门的国土空间规划法来加以落实了。
第20条进一步要求：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应当划分土地利用区，明确土地用途。此外，也可以改革土地管理法第24条中最为僵化的部分，比如将以1年为一周期的年度建设用地指标计划改为以3年或5年为一周期的建设用地指标，从而使地方政府和民众可以3—5年而不是1年为周期来更加灵活地统筹开发和利用土地资源。
进入专题： 《土地管理法》 土地用途管制 土地革命 。鉴于此，笔者认为，可以设计如下一种利益分享机制，即永久基本农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在与合同相对人达成转让建设用地准用权合意之后，应当将转让合同提交集体土地所有权人批准，并在明确建设用地准用权转让收益分配比例（比如5:5/4:6）之后，转让合同方能生效。多年来，人们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稳定性多有垢病，并将其唏嘘为规划规划、市长画画、墙上挂挂。（2）只能在本市范围内进行交易。首先，中央政府的自然资源管理部门以及土地督察部门可以严格监督土地利用规划或国土空间规划的执行情况，严禁地方政府以及土地开发者突破规划搞建设。
比如，英国是在1909年《住宅和城镇规划法》第54条中才规定，任何一块正在进行开发，或者准备进行房屋建设的土地都必须符合住宅和城镇规划的要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在过去二十年的实施结果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鼓励和组织开展环境质量对公众健康影响的研究，采取措施预防和控制与环境污染有关的疾病。
[30]我国宪法文本在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共列举了18项权利，包括自由权和社会权，我国《宪法》33条明文规定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概括性义务。[24] Joshua C. Gellers认为，与程序性环境权利不同，社会连带性环境权利一般不甚清晰，其实现的途径也非常不明确，很少包含具体的实施性指示，因此，这种特征意味着颁布宪法环境权的机关所支出的财政和政治成本可能很低，至少在跨国倡议团体迫使国家遵守之前，这种成本最小化的方式使各国更有可能在宪法中采纳社会连带性环境权，而不是程序性环境权条款。（d）促进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障其再生能力及生态稳定性。[41]在我国，作为社会权的环境权就是通过本次修宪将生态价值嵌入宪法文本之中的。
如这种赋予自然以权利的法律遭到了工人、农民和流经社区的抵制，他们认为赋予大自然人格侵犯了他们的权利和生计，此外，判决执行的困难也是不可避免的。再次，对于作为社会权的环境权利的保护，为了贯彻落实国家基本国策条款，我国目前已经先后制定了《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环境影响评价法》《循环经济促进法》《清洁生产法》《水土保持法》《防沙治沙法》《土地管理法》《水法》《矿产资源法》《森林法》《草原法》《渔业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等三十多部单行法律，总量已超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总量的十分之一。
其第39条规定：国家建立、健全环境与健康监测、调查和风险评估制度。[34]在有些西方国家，社会权利通常被认为不是法律保护的恰当对象，因为它们需要国家采取行动，也就是它们使国家承担积极行动的义务，这被认为将公民权利、政治权利与社会权利相区分开来。2019年7月，孟加拉国最高法院的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判决，承认所有河流与人类同等法律地位，它的河流被视为生命体，这一判决旨在保护世界上最大的三角洲免受污染、非法疏浚和人类入侵的进一步破坏，河流保护委员会（National River Conservation Commission）被指定为孟加拉国河流的合法监护人。[4]参见[英]蒂姆·海沃德：《宪法环境权》，周尚军、杨天江译，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3页。
[2]参见上注，苏永钦主编书，第679～682页。在环境知情权和参与权方面，我国早在2007年就通过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并于2019年进行了修订，2014年修订的《环境保护法》也规定了公众参与制度，因此，我国有关程序性环境权利（群）的法律保障比较充分。如前所述，在我国，环境权本身就是一个不确定性概念，Joshua C. Gellers在《宪法环境权利的全球兴起》一书中指出，在过去的四十年间，世界各国在其各自的宪法中都采用了与环境保护和治理有关的人权这一表述，这些法律条款被统称为宪法环境权利(constitutional environmental rights)。[43]参见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289～293页。
因此，环境问题的性质使得这种独立的个人环境权并不利于其以基于权利的方法，在参与权利竞争中确保避免持续的环境退化所需的优先权和尊重。[31]参见上注，李震山书，第99页。
[32]我国还存在大量关于生命权、健康权、财产权、隐私权的民事及其他法律规范，我国对实体性环境权利可以通过对上述权利的法律保障进行间接保护。[45]作为社会连带性的环境权强调的正是这种集体人权，人人以及国际间需要相互合作来共同保护环境的理念，这一性质的环境权的价值通过人类命运共同体入宪纳入了宪法所确立的多元价值中。
他认为，该条事实上分为两款，第一款前半句直接规定了公民的权利，即公民环境权，该款后半句表达的是知情权、参与权和诉诸司法权，以便藉由这些程序性权利来进一步保障环境权，而用清洁、健康、生态平衡加以修饰，则同时兼顾了人类的利益和环境本身的利益，是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调和。二、国家有责任透过本身机构以及透过呼吁与支持民间倡议，以便：（a）预防与控制污染与污染之后果以及侵蚀之危害。《宪法修正案》第32条将宪法序言中的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修改为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环境权入宪的争论应转向对我国《宪法》中环境权保障性规定的实施问题的探讨，关注环境立法质量和实施效果。第三，该权利是可以直接诉诸法院，还是通过立法进行具体化实施。[14] 在司法领域，2017年，印度北阿坎德邦的高等法院授予某些河流和冰川与人类相同的合法权利。
[21]参见赵岚：《美国环境正义运动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8年版，第32页。此后，北阿坎德邦邦政府向印度最高法院提起上诉，称他们作为河流守护者的责任并不明确，因为这些河流远远超出了北阿坎德邦的边界。
国家有义务通过适当的立法和其他措施保护和改善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该办法是公众参与原则在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中的具体落实，明确地承认了公众的环境保护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29]对于宪法未列举的权利，我国台湾地区学者认为可以经由宪法中的兜底性权利保障条款和环境与生态保护国策条款推导出健康权、劳动权、环境权等未列举权利，这样，宪法所保障之环境权已内涵生存权、财产权等列举权利，健康权与劳动权之保障同理，此类宪法规定因补充功能或媒介功能所推导出之权利与已列举权利之间产生竞合关系。二是对现有的原则规范进行扩张解释，尽可能地嵌入社会权的价值。
与自由权规范主要体现为规则不同，规则只是社会权规范的一种例外形式，原则才是社会权规范的主要表现形式。（b）整治及促进领土之整治，目的系为活动地点之正确性、社会与经济发展之平衡及生物风貌之平衡。该法第66条规定：一、任何人均有权利享有一个适合人类、健康及生态平衡之生活环境，并有义务维护之。其条文可设计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在清洁、健康、生态平衡的环境中生活的权利，有依法及时获取环境信息、参与环境决策以及通过诉讼保护环境的权利。
作者简介：彭峰，法学博士，上海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他认为没有法律拘束义务的社会权规范可能由两个方面的原因所确立：一是一部宪法可以直接列举宣示性的作为国家政策目标的社会权，但可以排除它们的司法强制效力，因为这些规范没有赋予当事人主观上的请求权，法院也不能将其作为审判案件的依据。
[41]参见前注[33]，夏正林书，第150页。因此，由于这些社会权不具有司法强制性，传统上，英美国家权利理论不认为是权利条款，因为无救济即无权利。
以人类中心主义为基础的作为人的权利的环境权利规定得更为普遍。[27]结社自由、获取信息、公众参与决策、在环境问题上诉诸司法的程序性救济等内容构成了作为参与权的环境权利（群）内容，它与我国《宪法》35条的联系最为紧密。
[3]此后几十年，我国对环境权讨论热烈，观点纷呈。[13]Proyecto de Declaración Universal de los Derechos de la Madre Tierra《世界地球母亲宣言》，http://rio20.net/en/propuestas/universal-declaration-of-rights-of-mother-earth/，2019年8月10日访问。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此外，我国《宪法》9条第2款自然资源保护和第26条环境保护即为国家环境政策条款。
2014年我国《环境保护法》修订中，一项重大进步就是将健康要素纳入了该法，其1条规定了该法的立法目的：为保护和改善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公众健康，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制定本法。2018年，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对现行宪法作出了第五次修改。
首先，对于程序性环境权利（群）的实现，在相关立法领域，通过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对相关权利进行保障。从现代环境保护者看来，自然环境的多样性和各物种之间的联系是其固有特征，任何破坏此多样性的行为都是不道德的，并且物种之间的联系使得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会最终导致人类自身的毁灭，因此，这一运动的着眼点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里的自然仍是远离人群的山川河流、树林荒野以及生活在其中的野生物种，因此现代环境保护主义运动的主体是以白人、男性、中产阶级为主。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一些西方学者利用联合国的机构,特别是利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来推动社会连带性权利这一概念的使用，并且把连带关系作为一种人权来提出,认为现在正在出现由连带关系权利构成的第三代人权。[42]参见祝捷：《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宪法理论的创新和贡献》，《学习与实践》2019年第4期。
